野猪拱坏庄稼，黑熊破坏蜂箱，狼咬死牧民饲养的牛羊……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活动范围扩大，野生动物致害事件也随之增多。造成的直接损失往往集中在保护区周边、林区和牧区的部分群众身上。对农户来说，一片庄稼被野猪毁坏，可能意味着一季收入受损；对牧民家庭而言，几头牛羊遭野生动物袭击，也会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如何既保护好野生动物，又及时弥补群众因此遭受的损失，成为生态保护中一道现实课题。传统方式主要依靠财政补偿，如今，保险正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提出加强野生动物致害监测预警防控，开展致害情况评估，落实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探索建立保险赔偿制度。引入保险机制后，可以通过“政府投保、保险公司理赔、公众受益”的方式，把不确定的野生动物致害风险转化为相对稳定的风险保障。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唐绍均表示，陆生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通常由地方政府作为投保人，以财政资金支付保费，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特定行政区域内因野生动物自发行为导致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经济补偿责任。目前地方探索主要形成了“政府投保、保险公司理赔、公众受益”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这类探索逐渐增多。2026年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保险中，陆生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达1亿元，保障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保险的意义并非简单替代财政补偿，而是借助市场化、专业化机制提高风险分担能力。通过财政资金购买保险服务，可以将分散在个体身上的偶发风险汇聚起来，同时借助保险机构的查勘、定损和理赔网络，提高补偿效率。
不过，一张保单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最终还要看群众遭受损失以后能不能及时、合理拿到赔款。这其中，定损是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同样一亩庄稼，被破坏的是幼苗，还是成熟作物，实际损失并不相同；同样是一头牛羊死亡，品种、年龄和用途不同，价值也有差异。野生动物致害又多发生在山区、林区、牧区，如果现场查勘不及时，动物足迹、作物受损情况等证据还可能消失，增加责任认定难度。
目前，这一领域尚缺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统一定损标准。实践中，农作物损失评估主要参考当地市场价格，对作物生长期、减产幅度、复耕成本等因素考虑还不充分；家畜家禽损失也存在死因鉴定和价值评估标准不够统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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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应进一步提高定损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唐绍均建议，对于农林作物损失，可综合考虑作物生长期、减产幅度和当地平均产值等因素；对于家畜家禽损失，则应把品种、年龄、用途和饲养成本等纳入核算。同时，进一步规范现场查勘、影像留存和定损报告，提高理赔透明度。
保障不平衡也是制度进一步完善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生态保护任务重、野生动物致害风险较高的地区，往往也是财政承受能力相对有限的地区。目前，地方政府是否参保、保障范围多大、保费标准多高，与地方财力和投保意愿密切相关，容易出现高风险地区“想保却保不起”、部分低风险地区持续投保动力不足等情况。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还不能止步于“出了事赔钱”。业内专家建议，保险机构通过长期积累赔案数据，可以分析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致害季节以及主要损失类型，与林草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在重点区域开展监测预警、完善防护设施。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可以进一步应用于风险识别和查勘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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